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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 岳阳楼上古代文人的心灵解脱  

2010-05-21 12:47:49|  分类: 好文共赏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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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sstalk-77岳阳楼上古代文人的心灵解脱
岳阳楼上古代文人的心灵解脱
岳阳楼上古代文人的心灵解脱 - lesstalk-77 - 耕读人家的博客

  登高方见烟波浩渺 佚名

  

  

  《岳阳楼记》是北宋范仲淹的名篇,文中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千古流传。文章开头说:“庆历四年春,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越明年,政通人和,百废具兴。乃重修岳阳楼,增其旧制,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。属予作文以记之。”滕子京是什么人?他为什么重修岳阳楼?范仲淹又是为什么为他写下《岳阳楼记》呢?

  庆历新政

  滕子京,名宗谅,与范仲淹为同榜(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,即公元1015年)进士。他能够在历史上留名,归功于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,甚至还赚了一个“勤政为民”的美名。滕子京被贬岳州(巴陵郡治所),是因为他在泾州(今属甘肃)任职期间,“费公钱十六万贯”,除去分给“诸部属羌”及“馈遗游士故人”外,仍有数万下落不明。最后得范仲淹“力救”,才仅降官一级,谪贬岳州。在岳州任上,他重修岳阳楼,为此征敛赋税,司马光《涑水纪闻》记载,“所得近万缗,置于厅侧自掌之,不设主典案籍。楼成极雄丽,所费甚广,自入者亦不鲜焉。”

  那么,范仲淹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《岳阳楼记》呢?这要从范仲淹的“庆历新政”说起。

  庆历三年(1043年)初,北宋对夏战争惨败,此后农民起义“一年多如一年,一火(伙)强如一火(伙)”(欧阳修语),宰相吕夷简束手无策。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“遂欲更天下弊事”,这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,任命欧阳修、蔡襄等人为谏官,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,与宰相章得象同时执政,任命富弼、韩琦等为枢密副使。宋仁宗对范仲淹、富弼等特别礼遇,并曾多次催促,要求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。于是在一片改革呼声中,范仲淹、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,并加以补充发挥,于庆历三年九月将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奏折呈给宋仁宗,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。

  出身贫寒的范仲淹对当时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,他与富弼一起提出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指出了当世的急务,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,注意农桑,整顿武备,推行法制,减轻徭役,其核心内容是裁减冗官,精简机构。宋仁宗采纳后,将之著为诏令,颁行全国,号称“新政”。宋仁宗连发7道诏书,改革的浪潮一时间汹涌澎湃。范仲淹的各项改革,在当年和第二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,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

  新政夭折

  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朝廷的财政、军事危机,实现富国强兵,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,却触犯了既得利益者——官僚集团。庆历三年十月,宋廷开始选拔各路的转运使。范仲淹在提名时,凡是庸碌无才即一笔勾去。富弼见之不忍,说:“一笔勾之甚易,焉知一家哭矣?”范仲淹则说:“一家哭,何如一路哭耶?”正因为如此,主持“新政”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,攻击范仲淹、富弼是“朋党”的论调铺天盖地而来。“朋党”是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宋朝统治者的一个敏感问题,臣僚们私结朋党为朝廷所忌所禁。吕夷简等人抓住了朝廷最为忌讳和敏感的“朋党”问题大做文章。范仲淹、欧阳修在他们的奏言和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“分朋分党”,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反对派们设置的陷阱。庆历五年初,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,各项改革也被废止。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,出任陕西、河东宣抚使。“庆历新政”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。

  “庆历新政”的失败,一般认为是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反扑,一如鲁迅在《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》中所说:“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,向来就并未放松过,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。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,总是吃亏,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,自此以后,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。”更深入地看,朋党之争只不过是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,改革失败的真实原因是皇帝不想改革了。道理很简单,如果改革把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作为打击对象,那么这样的改革没有不遭惨败的,而“庆历新政”恰恰就是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,所以仁宗皇帝就不能答应了。范仲淹、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如要付诸实施,大概90%以上的人都得丢官。即使不丢官,也要削减其薪俸。换句话说,全天下读书人的利益,都让改革触及了。所以,反对改革的绝不是少数保守派,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,而这正是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。北宋自太祖、太宗就制定了恩养士大夫、抑制武将的国策,仁宗皇帝也知道所谓的朋党之争不过是臣下们的互相攻击而已,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,一个范仲淹再重要,也得忍痛割爱。道理就是这样,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,而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,所以“庆历新政”的失败是必然的,这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。

  宠辱不惊

  史载范仲淹豁达宽仁,以言事被贬而不改其常,那么,是什么让他面对从“居庙堂之高”到“处江湖之远”的巨大反差而仍能宠辱不惊呢?是儒家忠君爱民的思想。只是,像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所说的那样,“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,能无怨乎”?他需要一个机会来表白自己。

  庆历五年(1045年),范仲淹被贬放邓州(现在河南省邓县)。第二年六月,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行将落成,函请范仲淹作记。范仲淹斟酌再三,决定以“作文”对滕子京加以规箴,同时借此机会表白自己的忠心。范仲淹的玄孙范公偁所著《过庭录》记载,滕子京“自庆阳帅谪巴陵,愤郁颇见辞色”,到任一年便“重修岳阳楼”。所以范仲淹用“古仁人”暗喻自己的抱负,希望滕子京能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成为自己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
  据滕宗谅《与范经略求记书》记载,滕子京函请范仲淹作记,特附上一幅《洞庭晚秋图》,并说: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,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。”由此可知,当时范仲淹并不在岳阳,洞庭湖之大观也不在他眼前,《岳阳楼记》是一篇借题发挥之作。正如梁衡先生在《一个永恒的范仲淹》中说:“范公将他对人生、社会的理解,将他一生经历的政治波涛,将他胸中起伏的思潮,一起借洞庭湖的万千气象,倾泻而出……化为彩虹,横跨天际,光照千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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